清华博士“弃研从教”带来的反思
 

　           近日，清华博士生萧杨突然放弃留校继续做科研的机会，与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签约做数学老师。其导师写下3000多字的长信，表达惋惜与困惑。数日后，萧杨在一个社交网站上贴出一封长信回复老师，“我已经厌恶科研了。”（11月23日《新京报》）
       萧杨的选择引发广泛争议，从报道中容易发现，对于智商较高的清华博士而言，他的选择不是随随便便得出的，而是深思熟悉后的结果。而要想从典型个例中寻获公共反思的价值，也需深入到当事人的心理抉择中去，从中去发现问题的实质，以及这问题是在如何影响一个年轻人的职业之路。
　　他说，“此前一直坚持科研不是老师强迫的，只是因为我从小被教育成“听话的好孩子”，只要别人给了我任务并且应该是我做的任务，不管我喜不喜欢，都会尽力去完成，不只是科研问题，甚至是帮实验室干杂活，都是完成得既快又好，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了程老师以为我喜欢做科研”。可以说，萧杨对自身职业选择的反思，已触及了教育的软肋。
　　容易看出，萧杨因为是个“听话的好孩子”，所以导致他背离了自己原有的兴趣与爱好，而只是按照导师的要求来做科研，尽管也做得很好，但这却并不是他的快乐之选。相比而言，做一名老师能让他更有成就感。他的选择没错，可是谁错了？错就错在他从小就被教育成了“听话的好孩子”，一直在走别人指好的路。
　　“听话的好孩子”是一个教育标准，是老师和父母眼中的标杆。从上学开始，无论孩子的天赋如何，兴趣何在，本身“性质”怎样，都被类似标准所要求，这就像是有一个标准定型的模子，而教育则通过这个模子来给孩子们塑形，把孩子塑造成“科研奇才”“工程师”等社会有用人才。但问题在于，这样的教育某种程度上扼杀了孩子的天性与兴趣，背离了孩子真正的喜好。就比如萧杨可能原本喜欢教书，但教育制度却让他成为理工科博士，而当他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快乐与成就所在，“当一名中学教师”式的背离的发生，就有了某种必然性。
　　理想的教育应是培养人而不是按照一个或几个模子“塑造”人，它应按照每个人天性资质、兴趣爱好等的不同，给孩子们阳光雨露，助其自然快乐地成长成才，而不是简单的成为“听话的好孩子”，这样才不会出现萧杨式的职业尴尬。著名教育家徐特立曾说，创新性人才“不要用一个模子塑造人，千篇一律就没有创造性。”而知名印度电影《三个傻瓜》中，也通过大学生对梦想的追求与对墨守成规教育观念的反抗，讽刺了教育制度。
　　清华博士萧杨最终认识到了自己快乐的归属，做回了真正的自己，其选择的勇气令人敬佩，问题是有多少人能够有如此的勇气？而国家、学校、老师在教育投入上的成本更令人心痛。丁洪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