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了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可以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外，不得做任何损害被监护人的行为，更不可能处置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。一句话，只要古新莹不是正常人，天底下谁同意他捐肾都不可能被法律所认可。

　　因为身患尿毒症，医院建议古新城做换肾手术。古家经“民主商议”，决定让最年轻、配型成功的四弟古新莹捐一个肾给古新城。但古新莹疑似弱智，需要先做鉴定。由于涉及医学伦理，院方对此表态谨慎，形势并不乐观。

　　这起事件被媒体报道后，引起了舆论的广泛争议，同情者有之，质疑者有之。各种非议之声的背后，乃是对捐肾者弱智的推断。如果鉴定结论古新莹为正常人，事件自然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。但人们担心的正是：假如他真是智障人呢？

　　这样拟定性假设，的确触到了现实与人性、法律与伦理之间的隐痛。倘若是放在以前，无论是从挽救生命的立场出发，还是考虑一个家族的整体利益，家庭“民主商议”下的决定都具有无可非议的正当性。可是如今时代变了，人们的伦理道德观也发生了变化，法律意识的觉醒更是对此类行为发出了颠覆性挑战。

　　果真是“老革命碰到新问题”。首先就伦理而言，虽然传统的家庭伦理观考虑更多的是整个家庭利益，必要时就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；但从人性原则出发，牺牲智障者权益去拯救他人的生命，已经经不起人道主义的质问。在我们所反复宣扬的人性精神中，正常人牺牲自己去拯救那些智障者，年轻有为的人牺牲自己去拯救老弱病残者，才是人性的光辉所在。这样的价值主流，早从29年前年仅24岁的大学生张华牺牲自己从粪坑中救出69岁老人，就开始形成了。如今，要反其道而行之，再现实的考虑也势必难逃不人性、不人道的大众责问。

　　令人纠结的还不止伦理，更有法律这根“红线”。

　　作为医院，考虑更多的不仅是公共舆论的质疑，而是法律的直接约束。2007年国务院制定的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第八条明确规定：“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”这里所谓的“完全民事行为能力”，不仅需要达到法定的责任年龄，还需要智力正常无缺陷。如果古新莹经鉴定智力不如常人，即便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，医院也不能为他做肾脏移植。很显然，作为目前我国规范器官移植的唯一全国性法规，这样的条款是无法用任何理由来抗拒的。

　　或许有人认为，法律对无民事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能力人设置了监护人制度，如果古新莹和他的监护人都同意还不能捐肾吗？答案也是否定的。要知道，监护人制度设置的初衷，就是为了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，因而法律明确规定，除了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可以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外，不得做任何损害被监护人的行为，更不可能处置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。一句话，只要古新莹不是正常人，天底下谁同意他捐肾都不可能被法律所认可。

　　本报特约评论员 傅达林